4月23日晚间，央行旗下媒体《金融时报》援引央行方面回应称，当天市场流传的“25日起定向降准”传言不实。  

这是时隔不到一个月，央行第二次澄清降准传闻。  

3月29日，市场上也曾有人散播“央行决定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的谣言。央行当晚在官微表示，此为不实消息，并就此事致函公安机关，对编造发布虚假信息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显然，市场上很多人认为逆周期的调节，货币宽松需要持续有力，维持今年一季度以来的经济复苏。这类期待的合理性有存在基础，毕竟今年以来，央行已实施过两次降准，分别在1月15日和1月25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以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优化流动性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净投放资金约8000亿元。  

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上国家减税降负、加大财政支出的系列举措，从宏观层面看，一季度短期经济数据显示经济企稳。无论是制造业PMI、一季度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等数据都拐头向上。  

很多人期望这种政策趋势延续，央行的回馈却像冰一样的冷静。4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表示，稳健货币政策总体上力度得当、松紧适度，原来并没有放松，现在也谈不上收紧，始终与名义经济增速相匹配。央行副行长刘国强补充说，大家判断货币政策要记住4个字“松紧适度”，而判断“松紧适度”建议看银行间的回购利率像DR007等。言下之意就是，回购利率浮动，成为央行调节的锚，高抛低收，不会大水漫灌。  

2019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更是明确“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稳需求，坚持结构性去杠杆”，再提“房住不炒”和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强调“宏观政策要立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质的提升”。此前的“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稳”则不再提及。  

解剖经济数据，或可窥知转变的缘由。从就业上看，3月，城镇调查失业率5.2%，环比下降了0.1个百分点，但同比上升了0.1个百分点，较上年年底提高了0.3个百分点；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环比上升01.个百分点，较上年年底上升0.4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人数324万人，同比减少了1.8%。其深层次原因是，第一季度，占中国就业绝大比重的第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分别同比回落了0.1和0.3个百分点，这对应着同期民间投资和制造业增速较上年均有所回落。  

另一方面，今年以来，楼市阳春超乎预料，3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4.2%，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2.2%，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1.4%。态势令人忧虑。  

从宏观数据看，2019年一季度GDP创6.4%，经济企稳态势初显。但与此同时整体宏观杠杆率在2018年以来上升4.7%，原因在于对冲经济下行的两大主力——房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在政策发力的同时其杠杆率也在显著提高。这与房地产的大幅增长互为印证。然而，杠杆率仅仅是一个表象指标，深层次的含义是经济结构是否失衡、债务依赖的增长特征，这与高质量发展要求及转型的长期目标相背离。  

通俗地说，我国经济的长期竞争力一定是将制造业作为一切的根基。因为制造业是参与全球竞争的可贸易部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而地产、基建、消费都是枝叶。所以，本质上而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制造业的效率不断提升，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不断提升，人均的创收持续上升的过程。自工业革命以来，除了少数靠卖油卖矿发展的资源富有型国家，国际上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国家，几乎都是依靠制造业在国际上的相对竞争力。而制造业竞争力衰退的国家，都出现了长期经济份额和相对实力的下滑。  

回顾历史，在2009年、2012年、2015年三轮稳增长压力下，宽信用政策使得我国宏观杠杆率不断攀升。地产与基建等行业由于具有重资产、高杠杆等特性，往往成为宽信用的发动引擎。地产政策的放松，同时拉动房贷提高居民杠杆。基建投资则对应政府杠杆的提升，企业杠杆也受到地产和基建产业链的信用扩张而大幅上涨。  

依靠财政货币刺激基建地产，导致信贷资源持续投向基建和地产。对应的，制造业在新增投资中的份额持续下滑，导致全社会杠杆的大幅上升，而总体资本回报下降。也正因如此，习总书记在2017年年底视察江苏时就强调指出：“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抓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好制造业。”同期提出了“房住不炒”，开始进行“金融去杠杆”，解决债务问题中的结构性矛盾。2018年底，科创板破空而出。  

从这个角度来看，不难理解为何高层再次强调了“房住不炒”、再次强调了“结构性去杠杆”的苦心。对炒房者的当头棒喝，对疯狂拿地的房地产商抑制，透露出来的是国家坚持高质量发展的长期目标没有改变，这也是数百万创业者和在城市奔波求职的大学生的福音。